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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放假安排進行大模范的調查問卷實屬罕見,意見與建議也似節假日旅游那般“井噴”。“問計于民”,是“民意政治”的顯著特征之一,也是體現執政者的政治智慧。正如有關專家學者所說,正是在廣泛的社會表達中,我們能夠正確地整合出社會的共同利益。同樣,廣泛充分地表達也能使我們準確地把握其利益的差別,更重要的是能夠及時地進行利益的協調,避免形成嚴重的社會分化和利益沖突,以保證社會健康發展。
中國的假期制度設置滋生出“中國式挪假”——2個7天“長假”(春節、國慶)和5個3天“小長假”(元旦、清明、五一、端午、中秋)。節假日與雙休日的“排列組合”,看上去是簡單的“數學”,其實蘊涵著“哲學”。休假的天數總量沒有變化,但由于排列組合的不同,就會導致相關權利的“流失”,抑或強化了小長假與黃金周的經濟學功效。假期的“量”雖然沒有變,可是“質”卻有變化。
節假日,首先要滿足休息權。至于傳統節假日的文化傳承、內涵,以及通過組合成為小長假與黃金周,則是衍生價值。本末關系,不能倒置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:生理上的需求,安全上的需求,情感和歸屬的需求,尊重的需求,自我實現的需求。休息權是生理上的需求,節假日的文化象征等則是情感層面上的需求。如果休息權得到充分尊重、休息得到滿足,必然會上升到情感需求層面。相反,如果連休息的生理需求都不能滿足,情感需求便是奢望。
放假安排須凝聚大智慧。這一次的調查問卷是一個良好開端,可以匯聚不同階層的意見與建議,或許意見分歧很厲害,或許建議也是五花八門,如何去粗取精、去偽存真,最終形成共識,惟大智慧才能擔當。民智可貴之處在于啟發官智、豐富官智。廣開民智,啟發官智,形成民智與官智的“互動”,方能為改革發展把準脈。由此可見,大智慧來源于官智與民智的磨合、碰撞與博弈,來源于官智與民智的“1+1>2”。
放假安排需進入“我時代”。“我的假期我做主”,一方面表現在放假安排上尊重每個人的表達權,由“小我”出發,實現“大我”訴求;另一方面還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制度善意,讓公民的休息權、休閑權實至名歸。這里面我們還必須正視假期被“工作需要”挪用的問題,再怎么科學合理地放假安排,如果經常被用人單位“挪用”,制度利好也會落空。鑒于此,不妨在放假安排的頂層設計環節有效預防“被加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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